中共智囊郑必坚再论“中国和平崛起”

再论“中国和平崛起”

郑必坚

“中国和平崛起”是对我党和平发展思想的新阐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但是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力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进一步增长，国际社会又出现了某种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是否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怀疑和猜测。因此，有必要深入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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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力的增长，国际舆论出现某种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是否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怀疑和猜测，认为“和平崛起”根本靠不住，甚至断言中国将重复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走过的老路。我以为，如果这些怀疑和猜测形成舆论的主流甚至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判断，那么就不仅将使中国的发展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也将使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阻力日益加大。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在思考和阐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已多次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

　　从2004年起，我联系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明确提出要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共同体。2005年6月，我又进一步强调：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做到而且一定能够做到同相关各方形成轻易拆解不开的、多方面的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那时我指出：这件事儿来自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方利益的深度捆绑而产生的需求；来自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所带来的大国合作的新安全观；来自重视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还来自各方之间的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我以为，这四个来自是符合实际的。

　　当前，如何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地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会合点，实现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我认为，首先是基于中国本身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重点，是持续改善民生，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同时推动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转型。现在的发展阶段过去了一半，总体说来，我国在量的增长方面干得不错，但是质的提升却不尽如人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这里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挑战，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包括投资和消费、引进来和走出去、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等方面不平衡的挑战，有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和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挑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就业结构不相衔接的挑战，有收入分配不够均衡和利益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挑战，有社会治理相对滞后和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挑战，还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我认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而来的就是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阶段，对外开放由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转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样由此而来的，将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安定，使中华民族既实现和平崛起，又达到文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