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鉴宝

●杨东明

　　公元1200年3月，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忧愤而死。

　　置身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望着朱熹那重塑的铜身，不能不心生浮想。这里是朱熹的发轫地，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在唐代李渤隐居的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广招门徒，讲授“白鹿国学”，为彼时学界之盛事。

　　书院“学规”，条分缕析，例则俨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为“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为“为学之序”……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定的“学规”，日后成了历朝历代书院恭行的典则，仅此一斑即可窥见朱熹在学界的地位。如果说孔子是儒学的开山之师，是儒学之蓝的话，那么，朱子就是儒学之青，儒学之巅了。

　　春秋末年的鲁人孔丘在蜂起的诸子百家中一帜独树，他为儒学建仓，筑就了大底。其后的孟子、荀子试盘整理，做了些拉升。儒学的主升浪始自西汉的董仲舒，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呈对汉武帝，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的封建政治学说和“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伦理，借汉武之威而得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宋的程颢、程颐再度洗盘，将儒学推至义理化，以“天理”统摄万物。所谓“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原则性强得让人听了害怕。

　　儒学到了朱熹这儿，堪称集了大成。程朱理学经朱熹之手被梳整成了完备的体系，儒、释、道得以兼而并融。南宋的皇帝宁宗尊其为“儒宗”，请他进宫当顾问做老师，官封“侍制”、“侍讲”。元朝的皇帝下诏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朝的朱元璋也诏令科举取士时要以朱学“传注为宗”。元、明、清三代700年间，王朝的统治者皆将朱子奉为圭臬，以儒学作为统治工具，使封建制度得以整固。

　　与当初孔子四方奔走难伸其志的窘境相比，此时的朱子已筑就了儒学的大顶。

　　儒学到朱熹其实已经做完。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将由盛而衰。伴随着封建制度跳水式的落败，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也被大时代弃抛出货。“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猎猎大旗上最醒目的一行字即是“打倒孔家店”。场景转换，大幕重启，走上中国舞台的是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了。

　　那些鼎盛一时，遍布全国各地的儒学书院无不悄然退市，被新式学堂、学校所取代。白鹿洞书院被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所谓“国学”的式微乃是历史的选择，在北伐军逼近北平前夕，脑袋后面还留着小辫子的一代国学大师于昆明湖中悄然自沉，想来亦非偶然。

　　时下流行“鉴宝热”，灰头灰脑的罐子，粗笨锈蚀的香炉，陈迹斑驳的玉器，黯然失色的家具……全都登堂入室，被视作宝物。且不论其中有多少可疑的赝品，即便真的是祖宗用过的家什又当如何？譬如玩玉者追捧的古玉，每每以生有“璊斑”为美为珍。其实，那似云如霞的红斑，不过是尸体的血水长久浸渍的痕迹。将这种墓葬之物拿来把玩佩戴，岂非嗜痂之癖？

　　封建礼教满纸“仁义道德”的背后，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它如同“璊斑”玉一样都经过血水的浸渍。虽然眼下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可是在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如何消除残余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仍旧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即使是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脑袋里真正装进了民主与科学，并且具有健全的现代精神与现代人格的亦为数不多。

　　在如此情势之下，侈谈以“新儒学”构建当代民族精神，那情形就像让鉴宝人看到了赝品。国人在努力打造一个和谐社会，而物质生产领域的创新与精神文明领域的捡拾恰恰是一种不和谐之音。

　　古老中华民族那些优良的道德传统乃是由民间代代生发和传承下来的，并非因了“大儒”们写在书里才得以存在。与老庄的自由观、墨家的平等观、法家的法治观比起来，儒家更多的是一种顺从观、等级观，所以，儒学才得以被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学是封建“知识分子”致仕的工具。谋取“功名”，升官发财，在儒学大讲“道德”的背后是掩不住的功利心和铜臭气。与民间质朴纯真的道德境界形成对照的，恰恰是那些“道德家”的狡诈和伪善。唯其如此，才有了“假道学”一词，才有了《儒林外史》这部儒林自省者撰就的名著。

　　时下儒学新倡者，只提孔子不提朱子，显然对朱老夫子心存忌讳。朱老夫子曾将儒学推至巅顶，是整固了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的国之大器。作为儒学文物，朱子的成色品相丝毫不逊于孔子，当然也属国宝的级别了。

　　国宝固然是国宝，但毕竟都是文物，都是进了博物馆的东西。那情形就像展柜里的青铜宝剑，可以鉴赏，可供巡展，可作考古学研究，却不适合拿来阅兵，再作现代部队的装备。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开创了新型的当代经济，在此基础之上要构建的是具有当代意识的新型民族精神。在这个领域摸石头，不能不提着神儿，倘若摸的石头上青苔斑驳，还须提防踩上去脚板儿打滑。